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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5-04-05 15:52:57编辑：掉以轻心网浏览（37）
[14] 1918年7月10日，第五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苏俄第一部宪法。
考虑到中国当代乃至近代以来的宪法论述皆以批判中国古代之黑暗专制为起点或者要点，此种努力颇为难得。回归中国化的主体立场，这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宣教，也不是民族主义的情绪宣言，而是前述规范法学在方法论上的内在要求。
任何一个国家宪法都是本土化，那么中国宪法也是如此，中国宪法当中的制度设计显然是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讲的中国国情。人类有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说公权力滥用，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公权力会滥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公权力仍然也会滥用，那么在西方国家解决公权力滥用问题，用的是什么样的原理？用的是什么样的制度，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我们应该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不能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原理、制度，但是西方国家的原理制度和内涵，它的一些精华部分，在我们的制度当中也仍然要去体现。我们也应该承认，回归中国化的主体立场，其实也意味着直接面对建立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和诠释范式的巨大挑战。毕竟，诚如毛泽东曾明智地指出的那样，宪法是由近代西方国家先搞起来的，进言之，立宪主义本源自近代西方的思想体系，这就注定了，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宪法现象即与西方国家的宪政发展史存在一种必然的联络关系，即使某些在现行宪法体制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宪法规范，也可能存在西方宪政思想的某种源流，离开了后者则无法理解和解释。赞成者反对者都是适用宪法上的制度，宪法当中的原理，来分析判断同一个问题。
某些方面可能会被认为落后，但是我的国情只能是这样。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二点那么，宪法序言到底包含了哪些高级的根本法呢？在八二宪法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肯定与决断，具有奠定该宪法之根本法的意义。
1949年之后的改造、运动等尽管在宽泛的意义上也可以归入革命范畴，但却明显区别于1949年之前的暴力革命，而具有国家内部建设的性质。中国宪法序言的历史叙事尽管笼罩在浓郁的革命断裂逻辑之中，但由于革命的根本正当性来自于革命主体和革命目标的连续性，因此这一叙事模式就具有了统合历史与传统的功能，不仅将共和国而且将革命共同建立在一种文明与民主的基础之上。【摘要】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八二宪法有着长篇幅的序言，这给以司法适用为导向的狭义宪法解释学带来了理论困难，也给以人权规范为核心的规范宪法学带来了体系整合与价值协调的难题。第1、2自然段通过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解释与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界定表明中国宪法承载的是长时段的文明生命和革命传统，尤其是第2自然段正式提出了革命与宪法的唯一正当主体——中国人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代政治和宪法意义，构成了中国宪法的本体。
尽管西方在现代宪法原则上通常接受政教分离，但宪法序言中一般仍然会重申上帝或主的护佑。另一方面又通过中国人民来承载和贯穿整个革命史，通过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的目标共识来弱化断裂逻辑。
3、政策性 中国宪法序言的政策性主要体现在第8—12自然段。不过，美国宪法并未因此完全脱离这些被立法者（制宪者）整合的背景性因素，美国宪法序言依然保留着某种自然法与普通法观念混杂的痕迹，而其法律解释与实践更是受到英国法制传统的体系化影响。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历史叙事，而是包含着进步史观和富强逻辑[22]的中华民族的现代性史诗，是一种合法性的证成模式。只有从这一哲学与历史相交织的交融性视域才能够正确理解和解释这一国体条款，确保相关解释既不是简单顺从社会主义国家理论而根本削弱该条款的民主价值，也不能简单援用西方宪法解释理论作理想规范而非文本意义上的解释。
二是诉诸不可追忆之习惯的古代宪法观念[7]，也就是普通法。以往对宪法序言效力的质疑大体根据其历史叙事的面向，但序言中的根本原则的效力却是难以否认的。既然如此，任何以单一学术方法取消背景或淡化背景的尝试，都是自缚手足，无济于事，倒不如反身面对，严肃阅读，为中国宪法学术与宪政进步提供真正的科学解释与规范支点。另一方面，改革以来的历次宪法修正案以及具体的基本权利实践已经使人权与基本权利具有了根本法的构成性意义，因此第5根本法也当成立。
[1]这一争议至今未能获得圆满的理论解决，比如国内政治宪法学的代表人物陈端洪教授代表作《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中关于五大根本法的概括主要以序言为依据，但遭到规范宪法学的强烈质疑。[21]参见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
第12自然段是关于外交政策的规定。（2）外部敌人：国际层面，需要进行反压迫的斗争。
2、原则性 中国宪法序言的原则性是其重要的效力根据。对这一规范立场的理论批评，参见高全喜、田飞龙：政治宪法学的问题、定位与方法，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其次，四项基本原则通过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之任务条款获得了基本的解释和具体化。[25]关于中国宪法中政治宪法结构的理论分析，参见田飞龙：八二宪法中的政治宪法结构，载《读书》2012年第12期。这是八二宪法的表述，1993年宪法修正案将最终的建国目标确定为富强、民主、文明。申言之，中国宪法序言不仅是中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本身，而且是理解中国宪法之高级法背景的最适当的入口。
第2自然段从1840年切入，简要概括了中国文明的现代遭遇，即半殖民地、半封建，并正式提出了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历史主体中国人民和根本目标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宪法序言还要将社会主义特定的政治安排予以吸纳，在体系上要比经典的近代宪法更加繁杂，其规范形态还有待进一步演化，但其规范性不容忽视。
在此背景下，第5自然段用较长之篇幅申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承性和发展性，其宪法成果就是建立了有别于中华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本宪法试图守护的新中国。第10自然段是关于统一战线和政协制度的规定。
这是英国宪政的特色所在。其次，宪法序言中的原则和政策具有很强的制度性，是直接有效的宪法规范，尽管诸多内容不适合司法化，但并非不可制度化，因而不可轻易否认其效力。
[10]关于英国议会主权对普通法观念的突破与限定，参见田飞龙：英国议会主权的思想史演变，载《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3期。中国宪法序言中的历史叙事有着严格的历史时间逻辑。对此政治宪法结构的轻忽或漠视，长期造成中国宪法科学的裹足不前和中国宪政转型的举步维艰，是为中国宪法心智之不足。[20]对法国宪法之宪法团理论的相对细致的考察，参见李晓兵：《法国第五共和宪法与宪法委员会》，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88—119页。
[8]在普通法传统中，普通法律师群体曾经坚定捍卫自身对法律的解释权，而且解释对象即为不可追忆的习惯，同时严厉批评和戒备国王与议会的立法创制行为，在理论上将后者严格约束于对既有普通法的确认，而不是创制新法，如果创制的新法违反普通法，属于无效行为。四项基本原则已包含了中国宪法序言中根本法内涵的主要方面，但尚未充分理论化和体系化。
尽管通过拉长宪法序言和独辟总纲一章可以在形式上满足法定执政党之合法化的需求，但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和建构共处于同一宪法文本之中的法定执政党与人民之法权关系，则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理论与制度实践上的普遍性难题。潘恩曾经从实证史学的角度来证伪《圣经》中的历史叙事，但《圣经》本身是以经为主线的，故其批评并不能切中要害[29]。
毋宁说，宪法序言是特定民族的高级法背景[5]，经由这些背景规范，我们才能够阅读出宪法的整体性与神圣性，才能够对于宪法生命原理及其演进机制有着内在的理解。[7]关于普通法心智的古代宪法渊源，波考克教授有非常精彩的思想史考辨和分析，参见波考克：《古代宪法与封建法》，翟小波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第6自然段从政治、经济、国防、民生和社会事业各方面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27]李泽厚认为中国文明有两大征候特别重要，一是以血缘宗法家族为纽带的氏族体制，一是理性化了的巫史传统，两者紧密相连，结成一体，并长久以各种形态延续至今，参见李泽厚：《新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补篇之说巫史传统（1999）以及‘说巫史传统补两篇。最后，宪法序言中的诸多条款与宪法正文具有直接对应关系，可以构成宪法正文条款解释的依据，对正文条款具有解释上的限制和内涵上的补充功能。这里的高级性具有两层内涵：一是宪法整体高于其他法律规范形式，高于法律法规，这是形式意义上的，已由宪法和立法法予以明确化，也是凯尔森规范等级理论的逻辑结果。
田飞龙：政治正当程序——阿克曼的政治宪法理论及其启示，载《学海》2014年第1期。所谓高级法，顾名思义，就是比一般法律更高的法，也就是Higherthan......的内涵。
六经皆史在某种意义上亮出了中国文化传统在政治合法性证明模式上的偏好。第3自然段提出20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学术言说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即取决于对认知对象的内在理解水平。[33]这一学术进路的兴起与国内部分宪法学者对司法宪政主义的积极反思有着内在联系，参见高全喜、田飞龙：政治宪法学的问题、定位与方法，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